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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培凯:别做文化空心人

发表时间:2018-11-25 15:45作者:水墨中国 阅读(138) 评论: 0来自: 联合早报

导读: 郑培凯:文化的角度,关乎幸福、快乐、意义,无法用物质衡量,很难以「进不进步」来评定。(特约伍书永摄)访问郑培凯教授,能谈的范围太多太广。他早前受新加坡国立大学、云茂潮中华文化研究中心、新加坡华族文化中 ...

郑培凯:文化的角度,关乎幸福、快乐、意义,无法用物质衡量,很难以「进不进步」来评定。(特约伍书永摄)

 
访问郑培凯教授,能谈的范围太多太广。他早前受新加坡国立大学、云茂潮中华文化研究中心、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合邀请,来新主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留,可这位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博士后、历任美国和中港台知名学府的学者,也是中国文化史、明清文化、中国审美文化、经典翻译的大家。

1998年,郑培凯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学创立中国文化中心并曾任中心主任,至今著有《汤显祖:戏梦人生与文化求索》《游于艺:跨文化美食》《在纽约看电影:电影与中国文化变迁》《茶余酒后金瓶梅》《陶瓷下西洋》系列等书籍。戏曲、电影、美食、茶艺、文学、陶瓷、字画……郑教授像是游戏于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的顽童,乐不可支。他日前接受《联合早报》专访,畅谈东西方文化在21世纪的现状与未来。

谈到1998年在香港城市大学成立中国文化中心,郑培凯教授说起时任城大校长的张信刚与大学生的一段交流经历。

“张信刚理科出身,爱文化。他和学生代表见面,问他们喜欢文学古诗词吗,喜欢哪一首?第一个说《静夜思》,接下来20个学生,也都只懂《静夜思》。他大吃一惊,发现香港年轻人的中国文化底子很差,因此决定成立中国文化中心,把中国文化课变成大学必修课。”

郑培凯认为,香港年轻人的中国文化底子不好,和教育体制有关。英国殖民时期,中国历史科被认为会影响英国在港统治权,因而极力避免在中学教授。中国史1965年虽在中学独立成科,不过一般认为不受重视,2000年一度被取消必修科地位,但在2018∕19学年又成为初中独立必修科。

郑培凯说,学生本来就急功近利,不能马上看到用处的学科一旦取消,就彻底放弃。“后果是,你没有文化凝聚力,社会分崩离析。10几年后果然发生。香港政治冲突的背后原因,是对历史文化的完全隔阂。

“没有文化感情认同,选择只能是政治;而政治的选择往往只看眼前;你看不到别的,看不长远。”

“就是一个空心人”

看大历史,郑培凯说这150年来,华人的大问题是在企图现代化的过程中,把传统道德观和价值系统都丢掉。

“改变不是全部丢掉。你是华人,不代表只是在政治或者国家层面上的认同,而是对文化有感情。你要做世界公民,不是就拥抱世界,那很空泛。最麻烦的是,香港青年对于西方文化传统也不了解!

“讲的难听一点,就是一个Hollow man(空心人),和美国作家T.S. Eliot(艾略特)讲的空心人是一样的。人空的时候,唯一能填补的就是金钱、物质物欲。

“不讲社会抱负,讲一个人的幸福感、充实感;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挑战和选择,你需要文化素养,才能面对。”

中国2000年稳定结构已打破

做东西方文化比较,郑培凯说,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,这三四百年发展很快,也很清楚;中国经历春秋战国500年的时候,思潮开放,发展同样惊人。

“春秋战国奠定了中国后来2000年基本稳定的结构。在人类历史上,有2000年基本稳定,这个框架很不容易。”

因为过于稳定,才有后来的革命。

“中国这150年的变化剧烈,变化得面目都看不清楚。我们讲西方,讲的是他们经历三四百年变化的一个结果。华人要认清这个。

“每个人的历史任务,就是要好好努力往前看;要了解过去,知道现在,展望未来。华人在这个状况很多事情可以做,不要只是把脑子放在政治上。

“我们经常卷入政治斗争,要站边、要站派,打击和我们不一样的,五四以来就这样。进入斗争,便没法平心静气看历史的发展,看天翻地覆的变化。”

郑培凯认为,当今关心文化的华人,其实都是文化的混合体。这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趋势,也重新界定了现代华人的身份。

思考中华文化的问题,郑培凯认为,首先要有历史的同情。“你哪里像古代中国人,我们的思维基本是西方的。

“如果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,容易产生那是落伍的、不实际的。那不是不实际,是在那个历史环境中很实际,现在不实际了。这是历史观的问题。将来的人也会觉得我们思维落伍。所以研究历史的人会说‘历史的同情’(Historical Empathy)。人类是生活在生活环境里,不是文献里,不是抽象的。”

此外,要有耐性。

“中国2000年的文化结构已经打破。很清楚,打破了。文化长期以来的宗教、价值系统、文化信念都打散以后,为了长远一定要重新组合;怎么组合没人知道。因为文化知识结构的成型,不是一个官方可以指示的东西。

“我们华人面对的情况,接近当时的春秋战国,百家争鸣,没有定论。春秋战国500年,要有耐心。革命激烈之后,没有好几代的培养,这不可能(出现新结构)。”

最后,要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。

文化人要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

根据历史经验,物质力量的强大与否,决定国家与个人的生存能力。郑培凯说,这个现实不尽如人意,但乌托邦并不存在。

“中国的历史经验是,强大后要顾及以大示小,尊重小国,体现人类追求的精神境界。美国作为霸主,也要表示对民主和尊重世界的价值观,因此特朗普的流氓作风会引发国内思辨,是不是对美国立国精神有所违背。

“人对扩充自己利益欲望的东西,会思考到妨碍长远发展,担心回到弱肉强食的社会。”

谈到19世纪欧洲在战争中得利,郑培凯说欧洲就算今天反省,也不可能吐出吞下肚的好东西。

“我霸占一块土地,你叫我吐出来我心痛啊!我参加纽约州中学历史课本改写,怎么处理美国原住民问题。历史上他们被残害得很厉害,被霸占了土地。要不要吐出来?没办法。

“现实牵涉到太多利益问题。但我们是教师,教育孩子时怎能灌输‘从现实里抢到的就是你的’。

“我常说:我们努力做。这个世界不可能变得更好。可是我们要非常努力地做,让这个世界不要变得更坏。

“孔子说:知其不可而为之。所有的文化人都要做一些事,你知道不可能达到你的理想,但是你还是要做。因为做了你会阻止最坏的状况发生。”

不过,“做”要建立在“知”的基础上。郑培凯说,大学生每次都说自己有权利做这个做那个,他就会说:你们年轻人没有无知的权利。

“因为无知不但害别人,也害自己。你无知的时候,会做出很愚蠢的决定。知识是广泛的,不只是专业知识,不只是狭隘地找一份工作、赚一份薪水,你还是社会的一分子。你对于生活、对于周边的人的关怀,也很重要。”

全球精神价值大洗牌

郑培凯也提醒,文化的角度,关乎幸福、快乐、意义,无法用物质衡量,很难以“进不进步”来评定。

他说,步入21、22世纪,西方精神境界的“进步”,会进入自我质疑阶段。

“19世纪,美国自由女神像的象征非常清楚,欢迎受苦受难的各地人民到这片土地来。但现在不仅美国,欧洲也开始质疑自己的想法。所以人道精神是怎么回事?精神境界是否开始低落?”

全球化带来的冲突,造成西方知识分子的自我质疑。这种强烈的批判质疑精神源自18、19世纪革命推翻政权的历史进程。郑培凯认为,中国现在开始有这样的精神,但是发展慢很多。

“从这个意义上,21世纪,全球会面临很多精神价值的重新定位和讨论。对于年轻华人,你真的要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近代的大变动,也要了解西方这300年的发展和困境。”

郑培凯甚至相信,长远来说,中国处于不同政治体系的现状,以及华人社会的分布,将有助于文化课题的探索。

“现在是华人社会探索这些课题的好时机。华人社会属于不同的政治体系,就可以有不同的价值和思想的讨论。长远来说,这种分隔未必不好,21世纪会是很有趣的世界!”

社会阶层流动 不应只有一条路

郑培凯教授目前专注于对陶渊明、苏东坡、汤显祖的研究。他说,从西方的思维去理解中国历史的一些人物后,最尊敬的是这几位大文学家。

“因为他们有所坚持,不愿意跟着政府随波逐流,结果受到打击,因为不给人家面子。”

郑培凯“讲故事”:汤显祖是明末大剧作家、大诗人,张居正首相请他到家里去,他拒绝。“我不愿意做你的门客,我不愿意变成你这一帮人。这种态度付出很大代价。苏东坡也一样。

“到了21世纪,你反而要讲他们了不起,人格之伟大。可是大多数儒士都进入政府,一层层听话,进翰林院、升官;大多数是这样子。因为利益在那里。”

他谈到很有趣的一点说,中国近代最大的变化,是科举的变化。中国社会再也不是科举、当官,就可以有权有钱。“华人社会都在改变。中港台都逐渐脱离这样的方式。”

他说,传统上中国社会通向成功的扶梯,往高处的社会阶层流动,只有一条路——科举。这个单一的成功方式,造就了受惠精英阶层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。

“20世纪,中国开始分崩离析,本来中国商人就很有钱,可是没有社会地位(士农工商)。受西方影响,21世纪中国逐渐有变化。这对于当政者来讲,还是令人担心,这个冲突一直存在。”

郑培凯说,美国就存在不同的、具独立性的场域,不会受政权直接影响。“中国这100年发展,变化在产生,但是独立的程度会到哪里,我们不知道。

“历史没有终结,有人类就不会终结。现在大多数人在讨论展望的时候,仅限于经济和政治;讨论历史文化展望,价值重建展望的人较少。但这需要被讨论,教育上也要进行。”

吐奶救全家

祖籍中国大陆山东日照的郑培凯,1948年出生于青岛,直到在台湾念小学的时候,才知道一家人几乎在太平轮沉船事件中丢命。

“家里几个亲戚和家当都下去了。心烦的时候,母亲会说:要不是你,就没有后来的烦心事。心情高兴的时候,母亲则会说:我们真幸运。”

1949年,郑培凯的父亲先行赴台,母亲带着4个月大的他,好不容易买到1月27日小年夜的太平轮船票,但由于郑培凯吐奶,母亲怕他年幼受不住,临行前一天决定改搭飞机。

太平轮因为超载,加上宵禁沒开航行灯,在由上海航向台湾基隆的途中与一艘货轮相撞,两船皆告沉沒,太平轮上900多人罹难。

“朋友笑我‘吐奶救全家’。”郑培凯每次谈及,仍感叹命运的操弄。

父子20年没见面

大时代有大时代的故事。

郑培凯父亲早年是官督商办,在西安做化工实业,还负责黄海的渔业水产,到了台湾后原希望儿子往理工科发展,偏偏郑培凯从小着迷于文字魔力,喜欢和文化有关的一切,想当诗人。

当时处于叛逆青春期的他报考台湾大学外文系,和父亲约法三章:读大学不用家里一分钱,自己的人生自己规划,坚持弃理从文。其实,郑培凯的父亲写一手好字,收藏字画;母亲爱带他看京戏,从小浸濡在浓厚文化氛围里。

1969年,郑培凯留美,成了汉学大师史景迁在耶鲁的第一位博士生,论文评审老师是余英时。留美期间,热血的郑培凯参与不少政治活动,还为了“保钓”去日本大使馆外示威游行;1976年更因“和同学一起到大陆看看”,因而被当时的台湾政府列入“回了匪区”黑名单,20年回不了家。

郑培凯回忆当时:“父母让我写自白书就可以回来。但我觉得没做错事,为什么要道歉?为什么要写自白书?你不是从小教我们要爱国吗?

“父母觉得我不听话。这个事件对我刺激很大。人的一生要有选择,选择要付出代价;这个代价你自己要有拿捏。”

父亲年迈不喜远行。父子因此20年没见面。1990年,在余英时教授多次疏通后,郑培凯回到台湾,见到年近80的父亲。

“老人真的很有意思。他只说:噢,回来了……(停顿,沉思)我觉得这个里头意义深远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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