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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是导致中国落后的一大痼疾

发表时间:2017-4-12 08:03作者:水墨中国 阅读(1458) 评论: 0

导读:   学以致用,是中国传统。如果一样东西不解决实际问题,就是没用;没用的东西,在中国是绝没有市场的。  与此相对,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,却热衷于不切实际的纯粹思维训练,爱智慧,哪怕这种智慧看上去很幼 ...

  学以致用,是中国传统。如果一样东西不解决实际问题,就是没用;没用的东西,在中国是绝没有市场的。
  与此相对,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,却热衷于不切实际的纯粹思维训练,爱智慧,哪怕这种智慧看上去很幼稚、很荒诞。如芝诺,古希腊智者,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,他就闲极无聊,设计了若干芝诺悖论,其一是阿喀琉斯追不上乌龟。

  芝诺悖论图示
  阿喀琉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百米冠军,可是,芝诺悖论中,他是跑不过乌龟的。芝诺如此说:乌龟在阿喀琉斯前面100米出发,阿喀琉斯在后面追。假设,阿喀琉斯比乌龟快十倍,当然,多少倍都没关系,不影响最后结果。阿喀琉斯跑到100米,乌龟又向前了10米;阿喀琉斯追到10米,乌龟老弟又向前1米;阿喀琉斯再到1米,乌龟又往前爬了0.1。不管阿喀琉斯多么努力,乌龟总在他的他前面一点点,而且,这个过程是无限可持续的啊。
  实际上,阿喀琉斯在极短时间内,就追上乌龟了。一个是有限,一个是无限,这就是悖论?为什么?这是一个无限级数收敛问题。级数收敛,就追上了;不收敛,就追不上。但,对于没有级数概念和计算方法的古代人,芝诺悖论是无解的。
  在柏拉图学院,有一个学生弱弱地问柏拉图:你的学问有什么用啊。柏拉图并不回答他,而是马上通知教务处长,给这个学生一个银币,让他开路。
  庄子大鹏展翅,不知其几万里,好像很逍遥,其实,庄子也很中国。他对学而无用的技艺,起了一个雅号:屠龙之术。《庄子列御寇》讲了一个故事:"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,单(通"殚")千金之家(家产)。三年技成,而无所用其巧(技巧)。"一个叫朱泙漫的人,跟着支离益学习屠龙之术,把家里千金之财都花光了。可是,三年学成之后,哪儿也用不上。
  之后,屠龙之术就泛指技术高明,却和实际脱离,派不上用场,成了中国人嘲笑的对象。
  杞人忧天的故事,尽人皆知。这个故事,也在一遍又一遍地告诫国人,要务实,操心天是否会塌下来,纯粹是吃饱了撑的。大诗人李白也说:"杞国无事忧天倾",连诗仙都嘲笑国人的好奇心,也难怪中国人始终没有"世界观",对天文地理,几乎完全停留在杞人之前的水平直到利玛窦来中国,中国人都不知道地球是圆的,也不知道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,至于日心说地心说,更是杞人忧天,没人关心。换言之,伽利略、布鲁诺、牛顿、爱因斯坦和霍金之流,都是杞人。
  《雪华图说》卷本
  世界上第一本关于雪花图案的研究专著,是日本人土井利位于1832年出版的《雪华图说》。利位开始研究雪花,是在1813年。当时,他只有15岁,是古河藩主的养子。他当时看到西方学者Martinet对雪花结晶的描述,产生了极大的好奇,于是,就和之后成为其家老的鹰见泉石投入到雪花形状的研究中。
  每到冬天,总有两个男人对着天空发呆,盼下雪。当天空中白雪飞舞,慢慢地从细雪变成雪片,庭院中,树木和假山上白茫茫一片。这时,利位就会在屋檐下,拿出荷兰造的显微镜,兴致勃勃地观察其雪花来。他和鹰见泉石用镊子把雪花放到黑漆的盒子里,一边看,一边一丝不苟地描摹雪花。
  这一干,就是20年,直到1832年出版《雪华图说》,书中收录了利位亲自绘制的86种雪花图案。又在八年后的1840年,出版了《续雪华图案》,使雪花图形的种类增加到200种。也就是,土井利位为此耗费了27年的时间。
  《雪华图说》出版时,幕末时期著名汉学家磐溪大槻先生,用中文草书为土井利位写了序言,书法之美不得见,文字之雅,照录于此:
  凡草木花多五出,雪华独六出。其说由来旧矣,而未曾闻有一验其实者也。故古河藩主土井侯,好事之余,留意于此,每冬下雪天,以黑色髹器承之,天花辄现。洁白玲珑,细视之,琼葩瑶蕊,疏密有態。似菱者,似堇者,似紫藤者,似水仙梅花者,凡五十余种,而仅一不六出者焉,乃图而作之说,名曰雪华图说。
  事在天宝初年,迄今三十年,世人知之者鲜矣。顷者,确堂老人观而叹曰:汉土物理之起源,率先于西洋诸国,若夫解剖之术出于灵枢,地动之说载乎博物志,而雪华则见于韩诗外传,所憾莫后人继而明之,故凐灭终不传矣。今如土井候,生于千载之天,发挥古来未曾验之雪华,图而传之,其见出西洋人之上,谓之披青覩白之手,其谁曰不然。遂命侍臣校而重刻之,余谓是亦。确堂老人慨世之所波及,不特好事为之也。
  此序,有四点可注意。其一,三十年;中国读书人十年"寒窗"就呲牙咧嘴、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了,且"寒窗"未必是实,大多是"红袖添香夜读书",最不济,还有狐仙化身白娘子夜半三更,来嘘寒问暖、共度良宵。土井利位可是在冰天雪地里,坚持了近30年。
  其二,中国凡是识字的,都把功夫用在读圣贤书上了。要是看了别的书,就是旁门左道了,就像贾宝玉和林妹妹夜读西厢,被其父贾政骂了个狗血喷头。也不怪贾政,科举又不考西厢记,读西厢记,于科举没有一点帮助,于功名没有一点好处。"书中自有千钟粟、书中自有黄金屋、书中自有颜如玉",当所有人的精力、智力和努力,都集中在故纸堆里时,谁还有余力关心外部世界的雨雪风霜呢!
  其三,其见出西洋人之上。历史上,日本一直将中国当老大,可是,自从唐代中止遣唐使之后,中国在日本如落日西沉。崖山之后,更无中国。尤其是,当荷兰人登陆日本,一种完全不同于汉学的兰学在日本萌芽,科学登场,汉学颓败。《雪华图案》即是日本在科学上所取得的最早成果之一,而且,令日本人自豪的是,这一研究超越了科学的发源地西方,"其见出西洋人之上"。
  其四,最要紧的是,《雪华图案》之研究没用。没用、无利可图还研究得如此痴迷,那就需要一种精神、一种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、一种持之以恒的毅力。
  日本人无疑是重视实利的,可是,由于日本之封建体制,封建领主(在日本叫大名)及其家臣,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统治集团。乱世纷争之际,大名和家臣四处征战,无暇旁顾;可和平时期,他们就有雄厚的财力、充裕的时间,像土井利位一样,花间流连,月下低徊,风花雪月,好高骛远。
  一个社会的物质财富,一定是劳力者生产的;与此相对,一个社会的精神财富,一定是有闲阶级之智慧结晶。没有劳力者之付出,社会将陷于匮乏;没有劳心者之思索,一个国家和民族将堕入停滞的泥潭。中国社会的悲剧就在于,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,一方诸侯、豪门巨富、世袭贵族、书香世家,一网打尽,一扫而光,除去皇室贵戚,其他所有家族,都不是世袭的,都富贵不过三代,都需要首先为稻粱谋。
  只有帝王家,是衣食无忧的;此外,就算是一品大臣,你也不能把你的职位传给你的儿子,更不要说孙子了。以此观之,康熙帝是爱好科学的,据当时的传教士记载,康熙爷的几何原理,很是了得;八旗子弟,是撩猫逗狗提笼架鸟捧戏子的;慈禧老佛爷更是把徽班从大江南招进了紫禁城和颐和园,如此种种,都是游戏,没有一样是务实的。
  但是,纵观大清朝,有哪一个汉族官僚或者其子弟,如此游戏人生、不务正业呢?为什么汉族大员不学几何原理呢?没用啊,科举又不考;为什么汉族子弟不纵马驯鹰呢?没那个财力和闲心啊。不念四书五经,不中举,家以何为?为什么汉族官僚不捧戏子?不是不想,是没那个实力。只有皇帝、王爷、贝勒的位子,是世袭的,是有保障的。所以,也只有他们才玩儿得起,才能游手好闲挥霍人生。
  因此,我们也应关注,中央集权制度事实上铲除了非实用主义的土壤;没有世袭,就难有财富积累;没有财富积累,就没有闲人;没有闲人,就要务实,就要为稻粱谋。就只好下地耕田,而不是坐地观天。饿着肚子,是想不出好主意的。
  天文,不是为了探索星空和宇宙的奥秘,而是为了预测人间的灾异,并吓唬皇帝,让帝王多行仁政,否则,就会遭受天谴;算学,不是为了揭示数量之间的关系,而是用于测量土地、土方,以丈量土地多收税,计算土方修筑大坝抵挡洪水;炼丹不会产生化学,因为,目的是寻求长生不死的灵丹妙药;地理是堪舆和风水,动物学是撩猫逗狗,植物学是栽花养草,物理学不存在,质量运动加速度惯性等等,全然无知。
  一味地追求实用、不求甚解,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,只看到表象,却不知道背后成因,在"四大发明"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  中国古代"四大发明"
  先做一个更正,造纸术被称为"四大发明",是不成立的。所谓"发明",是独有、领先、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。但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,埃及用尼罗河三角洲地带的莎草造纸,比东汉蔡伦早了3000多年,且,影响远播所有地中海沿岸国家。莎草纸一直使用到8世纪左右,最近的莎草纸实物文件,是1057年的教皇敕令和一卷书写于1087年的阿拉伯文献。也就是莎草纸,在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使用长达4000余年。
  指南针虽是中国的"大发明",但包括沈括在内,中国人始终没搞清楚什么是磁!
  秦之前,古人对磁就有了认识。《管子》曰:山上有磁石者,其下有金铜。《吕氏春秋》有:慈招铁,或引之也。以有慈石,故能引其子。石之不慈者,亦不能引也。为什么磁铁可以有磁性、可以吸铁?古人这样解释:石是铁的母亲,但石有慈和不慈两种,慈爱的石头能吸引他的子女,不慈的石头就不能吸引了。
  汉以前,"磁石"写作"慈石"。据说,秦统一六国后,在咸阳附近修阿房宫。有一座门是用磁石做成,如果有人身穿盔甲,暗藏兵器,入宫行刺,就会被磁石吸住。
  直到宋朝,中国人也不明白磁和磁石是什么意思。宋代学者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写道:磁石之指南莫可原其理!不过,这并不妨碍指南针之应用。同一书中,沈括介绍了指南针的四种用法,和每种用法的注意事项。
  沈括具有科学精神,对自己不理解的事情,不瞎解释。其他中国人,则秉承国人一贯之"大胆瞎说、信口胡诌",用莫须有的"理论"阐述莫名其妙的事实。成书于宋代的《管氏地理指蒙》,提出:
  磁针是铁打磨的,铁属金,金生水,而北方属水,因此,北方之水是金之子。铁产生于磁石,磁石是受阳气的孕育而产生的,阳气属火,位于南方,所以,南方相当于磁针之母。这样,磁针既要眷顾母亲,又要留恋子女,自然就要指向南北方向。
  黑火药是一种混合物,而不是诺贝尔发明的黄色炸药。黑火药是炼丹家长期摸索的偶遇,而非一种必然。常在河边走,哪儿能不湿鞋,可因为没有任何理论支撑,不通晓爆炸产生的原理,所以,黑火药是一支独苗,既没有前驱,也没有后继。
  活字印刷术,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,更别提理论了。印章古已有之,和氏璧之传国玉玺,公署衙门之官印公章,以及文人雅士之间诗书唱和,哪一个不用闲章。活字印刷,只是数量上增加、规模上扩大以及降低了成本,仅此而已。
  实用既成为一种主义,其覆盖的范围就绝不仅仅限于中国人的物质生活,在精神领域,同样弥漫着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。以宗教为例,中国人得意时信儒,失意时信道,绝望时抱佛脚,儒释道三合一,哪一种适合自己当时的心态,就用哪一种,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。
  18世纪,最早接触中国的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,因为极其厌恶欧洲中世纪天主教和教会对民众的麻醉和控制,忽然听说有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,居然是没有宗教的。于是,伏尔泰欣喜地写道:
  中国人特别在这方面胜过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民族。他们的孔子不创新说,不立新教;他不做受神启者,也不做先知。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。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为儒教,其实他并没有宗教,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,就是先贤的宗教。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,而不宣扬什么奥义。
  但我们不得不说,伏尔泰的这种欣喜,一半源于对欧洲中世纪教会的厌恶,另一半是由于对中国文化的无知,就像雨果对圆明园的无知一样。
  如鲁迅先生所言,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有迷信而无坚信。中国人敬神,真想要的是控制神和利用神,烧香拜佛都是利用神帮助自己发财、升官、治病等自己不能完成的心愿。说白了,就是和鬼神做生意买卖而已。是一种实用主义加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,无关信仰。
  因为,无关信仰,所以,来者不拒。儒释道哪一个门都进,哪一路神仙都拜,既不虔诚,何来排他?信仰一个,就会排斥另一个;因为,不能有两个不同的神。要是不信,就无所谓了。中国人照单全收,显然不是什么宗教宽容,而是没有宗教精神和宗教信仰。
  有一个笑话,或可一用。
  某人向佛,出家却受不了青灯古卷之清苦,于是还俗。俗世里呆了一段,又受不了喧嚣吵闹,又到寺院里出家。如此反复。后来,老和尚给他出了个主意:你也不必出家,也不必还俗。就在半山腰摆个茶摊吧。这人想:嘿!老和尚的主意不错,我摆个茶摊,既可交友,又可念佛,又可以赚钱享乐。
  中国人的宗教,大多数是那位在半山腰上摆茶摊的人。无论基督教、佛教,大部分宗教活动都有祈祷或者冥思,是给自己一个自我反省的机会,是实现自我救赎的过程。信仰与迷信不同,迷信没有反省,只有盲从。
  追求实用,是人类极大化个人利益的正常反应,但,虚虚实实,文武之道也。一个人,不能不务实,也不能只务实;一个社会,也是如此。打个比方,务实者是水手,务虚的是领航员。只有水手而没有领航员,将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,迷失航向,永远也找不到充满希望的新大陆。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一大原因是,实用主义像空气一样,充满了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
  实用主义带来的消极影响,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:
  第一,重视用,轻视学。学和用,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。学,关注的是为什么;用,关注于如何。两者有关联,但绝不相同。如上所言,包括四大发明在内,中国人的所有智力成果,实际上都集中在"用",而不是"学"。这就使得中国人放弃了对终极真理的追求,孜孜于小技,荒废于大道。
  第二,重视物质生活,轻视精神生活。世界范围内,每六个人就有一个人没有宗教信仰。其中,超过四分之三的无宗教信仰者住在亚洲、住在中国。如果,没有信仰还不能说明精神生活的匮乏的话,有一项数据:中国是世界上平均阅读量最低的国家之一。中国人年均读书0.7本,韩国人均7本,日本人均40本,俄罗斯55本,与此相比,中国人的阅读量少得可怜。
  世界上仅有两份报纸的日发行量超过了一千万份,一个是读卖新闻,一个是朝日新闻。《读卖新闻》是日本第一大报,1994年,日发行量突破1000万份,1995年日刊与晚刊共发行1450万份,曾被《世界吉尼斯大全》列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日报。日本作家春上村树的小说《挪威的森林》,在日本的发行量,也突破一千万册。中国的人口,是日本的十多倍,可是,没有任何一本书的发行量,能达到千万数量级,即便是莫言的作品,能到百万册,已经是破天荒了。
  第三,重视现世,忽视前生和来世。以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为例,它显示出与佛教、基督教极为不同的实用主义特色佛教,是求来世;基督教也为信徒描绘天堂的美好生活,但都是来世,是下一辈子,不能马上兑现。道教却孜孜以求于长生不老,追求现世的享乐。换言之,来世如何,中国人是不在意的。他们关心的是现在过得好不好,至于未来,随他去吧。
  第四,重视短期,轻视长期。时间是有成本的,因此,从成本最小、利益最大化的实用主义角度出发,所有长期或不可预期的社会活动,都是不经济的,也是不实用的。以今日中国经济为例,所有赚大钱的企业,都是商业企业,而少有制造型企业。制造型企业,也少有拥有核心技术的,因为,新技术的开发周期太长了,成本太高,不合算。联想集团起家的三字诀也是"贸工技",贸易是第一位的,技术排在最后。世界范围内的华人企业,也多以商业取胜,而不是以专注于某一项技术而著名。
  在这个意义上,中国是商人型的,无论做什么,赚钱就行,而且,要赚快钱、赚大钱。因此,中国企业频繁"变换车道",哪一个行业赚钱,就蜂拥而上,然而,也是一哄而散;日本是匠人型的,只要做好某一个产品,或磨练某一项技艺,就Ok了。至于是否赚钱,那是另一回事儿。所以,日本才有像雪华图案的研究者土井利位那样,坚持三十年研究雪花的人。
  但,历史就是这么讽刺。以实用为目标的中华帝国,却败在了"善知识求智慧"的西方。孔夫子说:朝闻道夕死可矣。只有孔夫子这一句话,是求道的,是不务实的,可是,和强大的实用主义洪流相比,过于微弱,终究被碾压得支离破碎无存身之地,只留下一声无奈的叹息,不可追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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